從10月初開始為期7周，拍手Clappin連續發佈7支《演員的一週》系列影片，講演員的故事。為什麼拍手Clappin要做這件事？
在本屆金馬獎中，有個演員在中國是資深男星，對台灣人來說或許陌生，這回卻默默圈了很多粉，渾然天成的幽默，不停逗笑在場人，那就是最佳男主角涂們。在《老獸》中飾演好賭、養小三、疏於照顧失能太太的不稱職丈夫與父親，涂們的角色一點也不討喜，但隨著劇情走向，這個角色的善與可悲漸漸浮出，令人心疼。就像他說的：「這是有點混蛋的角色，但我還是挖掘了他的內心，我總認為人還是有好的一面，這個角色是可憐的。」「挖掘角色內心」正是涂們的表演不二法門。他於金馬影展映後座談強調，一個演員的使命，就是去挖掘角色的內心。此外，表演時還要保持情感和愛。對於得獎，涂們說有點突然，「有想過一點自己會得獎，但沒敢確定，就算有點傳說也不能信。」問他可否興奮？他則說：「我是慢熱型，過幾天才會感受到這個獎的重要性。」幽默透露自己第一次導演的長片已經拍完，希望下次角逐最佳新導演。內蒙古出生的涂們，在中國有著「草原帝王專業戶」等封號，天生氣質霸氣、陽剛，演了太多成吉思汗等一代梟雄，也幾乎被等於是成吉思汗。面對未來的表演期待，以及用這個晚年落魄的角色獲獎，涂們笑說：「我總不能只是成吉思汗或帝王，不能讓電影把我框在那，我是搞電影的，不能被電影搞了。」
今年可說作品滿檔、曝光滿點的陳竹昇，在《大佛普拉斯》、《嘉年華》、《阿莉芙》、《健忘村》都有一角。他在《阿莉芙》中飾演變性人Sherry，細膩演繹Sherry的心境轉折和身體變化，既溫柔又堅強，委屈而深情，雖不是全片主角，卻成為很多人心中最深刻的一段。如今以這個角色出線奪最佳男配角，可謂眾望所歸。從金馬獎入圍酒會開始，陳竹昇就一再謙虛表示，不抱拿獎期望，因為他是一個劇場人。直到獲獎上台、到了後台，他都還處於驚喜狀態，嚷嚷：「我是一個劇場人，有機會來拍電影，謝謝。」其實，陳竹昇會這樣講，主要也是源自劇場與影像表演是截然不同的學習場域和表演方式，他做幕後、學舞台劇出身，但現在在影像上被肯定，自是有點反應不過來，不過，也讓人更加體認，之所以能走到得獎，每一步都不容易。
《大佛普拉斯》在本屆金馬獎包下最佳新導演、最佳攝影、最佳改編劇本、最佳原創電影音樂、最佳原創電影歌曲5座獎，在片中操著一口流利台語口白的導演黃信堯，成了一大亮點。他笑稱自己是最老的最佳新導演，但其實黃信堯已經拍了將近20年紀錄片。（這不禁讓人感嘆，難道，紀錄片導演不能叫做導演？）只見黃信堯謙遜地不停傻笑，感謝導演鍾孟宏和監製葉如芬，讓他從台下座位走到台上，從短片拍到長片，也感謝演員願意力挺。拿下最佳改編劇本時，黃信堯感謝的是台灣這塊土地。他用台語感人說出：「台灣這塊土地給我很多故事，我相信台灣有很多故事可以改編成電影。」問及過去拍攝紀錄片的經驗，對拍劇情片有沒有幫助？是否有什麼特色延續下來？黃信堯表示，拍紀錄片最大的幫助就是在書寫。這是他第一次寫長篇劇本，困難重重，雖然有前身《大佛》可改編，但改動幅度大到像是重寫。如何把三個主角的故事發展出來、如何讓他們的生活和感情脈絡都能開枝散葉又兜在一塊兒，是一大挑戰。他把多年來對社會的觀察、生活點滴、報章雜誌看到的、朋友故事，全部融會貫通到這部電影裡，認為拍過紀錄片，讓他更能掌握「寫實」，才能如此貼近台灣生活各面向、各角落。至於大家津津樂道的口白，是怎麼練的？黃信堯說那沒什麼特別練，以前拍紀錄片都會自己配旁白，是經驗累積。被問到導演鍾孟宏是否有給予什麼提點，黃信堯溫吞表示：「他對我的培訓就是叫我不要想太多，想怎麼寫就怎麼寫，想怎麼講故事就講，把束縛自己的手放開。」黃信堯隨後放了個冷箭，表示《大佛普拉斯》的票房是鍾孟宏所有片子加起來的總合，希望這個例子，可以讓其他前輩更有勇氣支持晚輩。
第54屆金馬獎圓滿落幕，餘韻無窮。奪下最佳劇情片、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的國片《血觀音》堪稱年度最風光，而導演楊雅喆、最佳女主角惠英紅、最佳女配角文淇，在台前後發表的感言，都值得一再回顧，為所有創作者帶來一些鼓勵與提醒。楊雅喆：我祝財團長命百歲，萬年富貴「有一種劇本叫做案頭本，只能放在書櫃上，寫了無法被拍出來。這部片開拍時都還有一千萬的缺口。」導演楊雅喆上台劈頭如是說。
2017金馬電影學院22日舉行成果放映暨結業式，13位來自台灣、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的學員，在一個月內，歷經討論、籌劃、拍攝、後製，完成《暗湧》、《我有一支槍》兩部精彩短片。侯孝賢催生的金馬電影學院，已邁入第九屆。除了院長侯孝賢、學務長廖慶松，還有杜篤之與杜比實驗室聯合講演杜比全景聲技術；王希文分享配樂經驗並擔綱學院作品配樂；楊志龍傳授動作場面的事前準備訓練及分鏡溝通，也擔任今年作品的動作指導；王小棣與學員們進行編劇的辯證討論；還有歷屆學員陳勝吉、牛涵、邱陽、陳克勤返校經驗交流。而黃進、傅天余擔任全程導師，讓背景相異的學員聯合習作。今年首度改編同一文本，並指定鄭人碩、莊凱勛為主要演員，考驗學員創作和調度的能力。兩組學員皆以陳栢青的小說《說鬼故事的方法》為藍本進行改編，發展出兩個不同的故事。其中，《暗湧》講述由鄭人碩、朱芷瑩、宋柏緯、呂金象飾演的四名官士兵，在看似蒼涼寂寥的海邊站哨，因為一聲槍響、一顆子彈而掀起的暗淘洶湧，平淡的鏡頭語言，餘韻直抵內心深處。《我有一支槍》則由莊凱勛和黃尚禾、賴澔哲演出，以戲謔的手法揭露一起軍中集體霸凌事件，真相令人不寒而慄。侯孝賢院長在結業式上肯定學員們的努力，拍攝雖辛苦，但乃學習之過程，期待大家會越拍越好；學務長廖慶松則勉勵學員，創作之外要重視生活，感受細節，培養人格，才能拍好電影；導師黃進表示集體創作拍片真的很難，但痛苦一次就值得了，也謙稱自己才是最大的收穫者；傅天余透過這次機會重溫拍電影的初心，感性地說電影很美，能留住時間，也感謝學員們讓彼此成長。談到拍攝過程，鄭人碩說在短時間內要與不同的導演建立默契，對演員來說是一項全新的挑戰，也因為一起承受創作經歷的痛苦，回首才會有記憶深刻的成長；莊凱勛則表示與非常喜歡這次與學員們的合作，與學員們激盪討論表演相當過癮，殺青後還有種捨不得的惆悵，是入行以來相當特別的經驗。陳栢青很感謝藉著金馬學院這次機會，讓欣賞的演員們來詮釋作品，同時學員們的改編也令他嘆服，藉此也算一圓他的電影夢。作品放映結束後，觀眾反應熱烈，由院長侯孝賢一一頒發結業證書給學員李冉、呂柏勳、張齊育、陳宇詰、陳松光、謝麗伶、王通、阮翔雯、郭昱辰、陳鈺瑩、鄭智仁、顏佑龍、羅旻。本屆學院獲得中影股份有限公司和聲色盒子的全力協助，除了有譚紀良教授燈光、蔡正暉指導攝影，還提供器材、技術人員及後製資源。珮柏佳佳旅店也提供住宿環境，讓學員們能無後顧之憂的盡情創作。
在《演員的一週：星期三聚餐日》影片中，揭示許多追夢人都會面臨到的狀況：總是有許多無奈難以回答，許多關心，變成一種質疑。拍手Clappin邀請兩位演員分享自身經驗及真心告白，與您一起分享。
台北電影節百萬首獎、金馬獎風光入圍十項的《大佛普拉斯》，果然威猛。電影從一開始，導演黃信堯的旁白就為整部片決定了一個視角。透過「介紹」本片「很難相處」的監製葉如芬、鍾孟宏和製作公司等，你很難不直接笑出來。用滑溜溜的台語念出這些直白、後設的語句，為觀眾構築的是一扇開在高塔上的窗。說書人為我們打開窗，讓我們趴在窗口，望向深邃、烏黑的塔底，在那兒有一列送葬隊伍。當我們才剛進入整個葬儀隊伍的氛圍，負責打鼓的菜脯就被吹哨節奏超不準的隊長問候了媽媽，踹翻他坐的塑膠椅。緊接著，如同修辭學上的「頂真」，我們看到菜脯來到衛生所探視微恙的母親，但公所即將關門，在他的哀求下，護士幫老母親打了點滴，讓她扶著點滴，坐機車和兒子回家。《大佛普拉斯》運用的兩個戲劇原則如此詳述《大佛普拉斯》的開頭，是因為整部作品就是在根基這兩個原則之下：首先，透過鋪排、游移和打斷，在不同的調性間「換檔」。正當要認真時，卻突然賞了你一巴掌；塞了顆糖後，又澆了你一頭冷水。第二個原則是，利用旁白營造疏離效果，讓觀眾不時將觀賞距離拉開，避免過度投入。這本來是喜劇和所謂「史詩劇場」（相對於「戲劇性劇場」）的基本美學，讓觀眾保有「笑」和「思考」的空間（很弔詭卻也不然：要讓人笑或思考，在戲劇世界用的是相同的技術）。認真說來，這兩個原則都是試圖讓整部片變得稍微輕盈些，因為要是太認真來講這部片的主題，可能就重到說不下去了。讓我們也試著輕一點：《大佛普拉斯》其實就是在講生命可以多靠杯。溫吞古意的菜脯為風流的旅美藝術家黃啟文看門，為他喬正車頭上的賓士標誌。他和四處拾荒維生的肚財，在全然黑白的環境裡，吃著超商過期食物，觀賞老闆行車紀錄器的彩色畫面打發時間，看著看著就看到老闆不可告人的祕密。一切既殘忍又溫柔，抒情而矛盾（以下劇透）
如果大家有印象，我們曾在另一篇廟口拍噗仔「向經典恐怖片致意｜詭屋」、冷知識「為什麼我們這麼愛看恐怖片？」中，稍微提過恐怖片的歷史起源和文化脈絡，這次要討論一個比恐怖片本身更驚悚的概念——青春期。我不太確定我是如何從青春期存活下來的，仔細回想整個過程，充滿了惡意、言語傷害、霸凌及搞小團體（當然還是有純情歡樂的部份，這取決於個人觀點），有些人越挫越勇，破關離開青春期後，成為社會價值中「健康成熟」的大人；其他的人，可能就沒這麼幸運了，成長過程中形成的創傷，深入影響自我認同，不經意地滲透我們的每日行為。從各種面向討論霸凌的影像作品向來不在少數，像是前陣子上映的國片《報告老師！怪怪怪怪物！》、日本中島哲也的《告白》、美國影集《漢娜的遺言》等，各國不乏有類似題材的作品，呼籲各界重視霸凌之於兒童成長的傷害（雖然我一直都覺得這是大人劫後餘生的感想）。追根究底，這些「惡意」的行為，其實來自不安全感、自卑與被標籤的恐懼感。而這些深植於青春期的強烈恐懼，也造就了經典恐怖片《牠》（It）。
打電動是一件正經事，比吃飯、睡覺更正經，當然，這件事爸媽肯定不買帳。高中時，常常半夜起來打電動，導致隔天精神不濟，有天回家發現電視遊樂器還在，但電源線不見了，沒人願意承認，很顯然，凶手就是我爸，事隔多年，有天想到跟他討回電源線，殊不知老爸早就忘記藏在哪了。電玩的魅力到底在哪？如果沒有實際體驗過，很難真正理解其中的快感，今天就換個方式，用「電影」解釋電玩的魅力。由熱門電玩改編的電影不在少數，像是《惡靈古堡》系列、《古墓奇兵》、《Silent Hill》、《刺客教條》，甚至是Dos時代就出現的遊戲波斯王子，坦白說評價都不是太高，這幾乎是預料中的事情。遊戲轉換成電影的形式後，失去了操作感與成就感的回饋，就算吸引忠實的遊戲玩家去觀看，也效果不彰。然而，英國鬼才導演艾德格·萊特（Edgar Wright）完全顛覆了大家對於電玩改編電影的想像，在2010年時拍攝一部專為重度遊戲玩家設計的電影《歪小子史考特》（Scott Pilgrim vs. the World），這部電影並不是真正的改編某款遊戲，而是將遊戲的節奏感與超現實的元素具象化，借用許多老遊戲的風格（參考資料），以及許多讓遊戲玩家會心一笑的梗，流暢的快節奏剪接及恰到好處的配樂，都替這部電影大幅增添觀影的爽快感。
「戀愛使人發狂」這句話是有科學證明的。研究指出，大腦在戀愛時會分泌化學物質多巴胺（dopamine），讓人保持情緒亢奮，但這樣的情況，與發瘋的人在化學組成上並無兩樣，而戀愛成癮症與「性慾過度」（hypersexual behavior）都尚未成為可診斷心理疾病的原因，說不定只是人們在歷史的進程上將它神聖化了。我們常會稱呼自己的戀人為另一半，這個說法最早始於柏拉圖對話錄《會飲篇》。其中描述人類在生命起源時，是四臂四腿兩臉孔的生物，由於人們的驕傲自大引起希臘眾神的不滿，於是宙斯用閃電將人類劈成兩半，從那時起，人們就汲汲營營尋求自己失去的另外一半，「他們糾結在一起，擁抱在一起，強烈地希望融為一體。」這種迫切的渴望，就是愛情。
我曾遇過一個律師，放棄美國法律事務所的工作，回到台灣專門替看似罪證確鑿的犯人辯護，「這樣的人才是罪無可赦吧！」他笑笑地說，一般民眾因為不了解，所以對刑事律師觀感非常差，覺得刑案辯護律師是在替壞人找藉口。坦白說，台灣律師的收費是東亞國家中最便宜的，打刑案也賺不了什麼錢，吃力不討好，「你到底在堅持什麼？」我問。從小到大，我們身旁一定有幾個看似「不正常」的同學，愛睡覺、打架鬧事、爬牆翹課，是教務主任眼中的問題學生，然而隨著時間過去，這些人逐漸消失在生活中，某天在報紙社會版上看見似曾相識的面孔，發現彼此彷彿處在平行宇宙，「我就是那樣的邊緣人。」律師說。
相信大家童年都聽過童話故事，成年人認為這是建構想像力及認識世界的第一步，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還記得我小時候看繪本《野獸國》（Where the Wild Things Are），就決定要跟故事的主人翁一樣叛逆跟爸媽頂嘴（從小就習得斷章取義），結果被媽媽用掃帚狂揍一頓，也算是另類認識世界的方法。以童話故事作為隱喻，反映世界殘酷面的電影作品，像是宮崎駿系列電影的核心概念——環保與反戰、指涉西班牙內戰的《羊男的迷宮》、改編童話故事《藍鬍子》的《腥紅山莊》，都是很好的例子，甜美夢幻的場景下一秒就成為夢魘，具象化我們成長中的幻想被現實擊碎的集體經驗。
我有位女性朋友A，大學時期的男友有天晚上無預警提分手，沒有解釋任何原因，A小姐越想越傷心，隔天一早去了男友的宿舍想當面再談談，沒遇到男友，卻在他房裡發現其他女生用品，如此八股的劇情，連肥皂劇寫了都怕被觀眾丟石頭，於是A小姐死了心，從此不再聯絡。時隔多年，A小姐在路上巧遇當年男友的拜把兄弟，兩人在咖啡廳坐下來詢問彼此近況，當然也順理成章地聊到前男友的事，沒想到對方面露難色，在A小姐不死心的追問下，他才說出當年其實是因為A小姐的母親不喜歡這個男生，希望他們分手，男方不想讓A小姐怨恨自己的母親，也知道她不會輕易死心，於是跟朋友借了一些女性的用品放在房間，希望她看到後會自動放棄，事情也像劇本安排好的一樣，成功分手後，消失在彼此的生活中。
從我有記憶以來，咖啡一直都是一個很深刻的元素，像所有生命中重要的事物一樣，需要時間去理解。我小時候曾經輟學半年，那是個美麗的意外，純粹因為我媽忘記去註冊，這大半年的時間，只好每天跟著我媽去咖啡廳找三姑六婆聊天，常常一坐就是一下午。早期台南的咖啡廳是地方仕紳談事情聚會的場所，人手一根菸搭配syphon煮的咖啡，那種深沈而複雜的香味，是我對咖啡廳最早的印象。可能跟小時候的經驗有關，年紀稍長後也常窩在咖啡廳趕稿（像是此時此刻），這同時也是觀察人文生態的好地方，我自己對此有個理論：第一次約會若是喝咖啡，代表對方願意深度了解彼此，從選擇的咖啡廳，也能略知一二其喜好與個性，有趣的是，咖啡本身好不好喝，倒變成次要的問題。
我大概十歲的時候，有天晚上看了恐怖片《靈異入侵》，也就是鬼娃恰吉系列的第一集，人生第一次失眠整晚，之後再也不敢一個人去地下室（電影中有一幕是恰吉躲在樓梯底下把爸爸殺了），對於玩偶的強烈恐懼感，至今都餘悸猶存。恐怖片（Horror Movie）一直都是類型片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之一，然而在明確的界定上，早期的電影研究中，恐怖與驚悚類型常是密不可分，追根究底，這兩種類型操弄的都是人類的恐懼感。你心底最深沉的恐懼是什麼？這個問題一定都有不同答案，因為恐懼感深植在文化脈絡中，屏除個人以外，不同社會也有不同的集體恐懼，像是《紅衣小女孩》中的魑魅魍魎，嚇壞一堆台灣觀眾（包括我），但對於歐美觀眾來說，他們可能很難理解，我們為何會如此恐懼一個穿著紅衣服的小女孩。
關於機器人與人工智慧的討論，在沈寂了數年之後，年初由Goolge所開發的人工智能圍棋程式AlphaGo，一舉打敗數名世界知名棋手後，再度引起熱烈討論。歷年來與人工智慧相關的電影不在少數，從早期《銀翼殺手》（今年十月將由《異星入境》的導演推出續集《銀翼殺手2049》）、動畫片《攻殼機動隊1995》、《A.I.人工智慧》、《機械公敵》，到近年的《雲端情人》、HBO影集《西方極樂園》，機械的自我意識與人類靈魂本質的哲學辯證，每一部片都蔚為科幻經典，這次要推薦的電影《人造意識》（Ex Machina）也以同樣的主題貫之。人工智慧的討論歷史悠久，但真正劃時代的改變在於艾倫・圖靈於1950年代發表的圖靈測試（Turing test），用於判斷機器是否有思考的能力，導演亞力克斯·嘉蘭（Alexander Garland）所拍攝的《人造意識》就從這個概念出發，故事描述軟體工程師加勒意外獲得一個機會，被邀請到老闆的度假別墅作客，然而加勒抵達後漸漸發現事情並不簡單，深藏於森林中的別墅其實是老闆開發人工智慧的研究機構，而他的任務，就是對人工智慧Eva進行圖靈測試，沒想到加勒卻深陷其中無法自拔。
二戰至今已逾70年，一直是人類史上無法被抹滅的歷史傷痛，我曾認識一位德國青年，除了德語，還能講三種不同語言，他告訴我，在歐洲，除了德國以外他是不講德文的，為的就是避免引來國籍仇恨，而他的父母就算未曾真正經歷過二戰，仍以當時發生的屠殺責備自己。彼時未能理解這種複雜的國族情緒，直到我拜訪了柏林近郊的集中營，在屍體焚化的地方立了一塊紀念碑，上面寫道：「...我還知道一件事，若我們沒有試圖去記住，當時基於憎恨與蔑視而被各種酷刑屠殺至死的人們，歐洲是不會有未來的。」＿ Andrzej Szczypiorski，波蘭作家／集中營倖存者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偶爾覺得失去人生動力，不敢回想離開家鄉的初衷，不確定是否正朝想像的目標前進，抑或只是原地踏步。電影《二十世紀的她們》中有段母子對話，我印象特別深刻，兒子問媽媽：「妳的生活快樂嗎？」媽媽頓了一下說：
這兩天網路上流傳一張相片，標題是「敘利亞戰地攝影師放下相機救人」，新聞內容大致是敘利亞上週末，一枚炸彈擊中正在疏散人群的巴士車隊，造成上百人死亡，一位攝影師當場拋下相機，盡力拯救尚有一息氣的兒童，現場猶如人間煉獄的景象，讓他不禁跪倒在地，這一幕正巧也被另一位攝影師拍了下來。如果你在現場，會放下相機，還是秉持職業精神繼續拍照呢？這個問題也是新聞攝影在倫理上最常被討論的部份。法國影后 #茱麗葉畢諾許（ Juliette Binoche）在電影《一千次晚安》（ A Thousand Times Good Night）中，飾演的就是一名優秀的戰地攝影記者蕾貝卡，在一次採訪中不幸受到自殺炸彈客波及，也造就家人長期擔憂V.S個人信念追求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