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何蔚庭鍾情走路，有力氣的時候，他跑步。關於人生，他用長跑比喻：
「如果你要長跑，你不可能中間不停下來休息，你會累、會被絆倒，但因為你要跑得很長，這樣去看，在長跑過程裡的挫折，就不會覺得這個『痛』在人生裡是一件大事。」
2010 年，何蔚庭推出首部長片《台北星期天》，該片替他於第四十七屆金馬獎奪下最佳新導演。獲獎後，中間替別人拍了很多作品，努力攢錢，歷時八年才終於創作出一直想拍的故事《幸福城市》。今年，他帶來最新作品《青春弒戀》，故事雛形來自年輕時寫的劇本，他停頓而緩緩開口：「《青春弒戀》是我對電影最心動時寫下的故事原型，好奇怪啊，我往前走要拍的東西，反而是最初最原始的——以前寫的東西，給我一種很純淨的感受。」
何蔚庭與電影這場長跑，在一切都有可能發生的青春期；他邁開青澀的步伐，偶有跌跤，不過持續奔跑。
隨《青春弒戀》的預告畫面跳轉，看見慾望、孤獨、殺戮、渴愛的痛感交織，但對何蔚庭而言，它並不是很痛、很黑暗的作品，反倒在講述一群站在十字路口的人，「我覺得『將要做決定』的那個狀態是很迷人的。抉擇要往左，還是往右，那個狀態也不算迷惘吧，就是不確定、不敢或者時間還沒到。」
何蔚庭直言，有時當我們在面對「真實」的東西，難免會有點不安；這個不安，卻會讓你更靠近真實。「當然，你也可以用很甜美的包裝去騙自己，但那就是在一個麻醉的狀態。」
「真實」便以開放式的問句出現於《青春弒戀》。當現實與虛擬世界交錯、愛與迷戀在執著裡失真，何蔚庭以此片描繪社會現狀，觀看城市人的孤獨，思索網路對世代的影響。拍這個故事並非刻意，用何蔚庭的話來說：「這就是城市真實的樣子。」
「我在（防疫旅館）隔離的時候，手機告訴我：你今天上網上了八小時。以前覺得，青春就是要好好活著，現在每天花八小時在虛擬網路上，是真的活著嗎？我不知道。」他接著說：「當網路給了所有人一個能夠被關注的舞台。一個孤獨的人，當他需要關注時會做什麼？背後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談。」
《青春弒戀》有一幕，林柏宏拿著長刀出現在台北車站。畫面震撼，勾起台灣人對 2014 年台北捷運隨機殺人事件的恐懼，何蔚庭正色說道：「那場我們都不想提起的命案，其實世界各地都在發生。」作為一個說故事的人，或說一個關注日常的人，他自然而然地開始思考，它為何一再發生？「當然，這件事你可以不講，可是就覺得，是不是應該把它提出來？有沒有人真的去問背後的脈絡與故事？」
以虛擬探討真實外，何蔚庭在撰寫《青春弒戀》時，也以六位角色的視角去反問何謂「主觀」與「客觀」。當你站在不同的角色位置去敘事，或許會得到全然不同的故事。誰是誰生命中的壞人？誰是那個恐怖份子？眼前所見，未必真實。
與何蔚庭交談的過程，總能感受到他跳躍而包容的思維，與對創作的純粹玩心。像是拍完《台北星期天》後，很多人會說他特別關注移工權益，他老實說沒有，「拍下兩位菲律賓移工搬紅沙發那一幕，我純粹覺得那個畫面很有趣。」
《青春弒戀》也並非想對網路世代指點，他之所以寫，是本著觀察的心意，「我寫東西，不會先思考『喔！我這次要透過這個創作表述什麼議題』不是！通常是寫出來，才發現與那個議題相關。」對何蔚庭來說，日常生活的每個場景都能成為一個故事，「寫著寫著，你在意或觀察到的東西，會不小心放在故事裡。」一個精采的故事，來自敘事的各種可能性，他重申：「我寫故事，不是為了特別反映什麼，就是單純想寫一個好故事。」
他也曾說：「人最精采的東西，藏在灰階裡。」人生正因不可測，才值得經歷，享受人生裡的灰階是很重要的。
「就算現在成功，以後也可能失敗；失敗了，也還有機會成功。當然會介意那些挫折，但如果不介意，就永遠不會往前走了呀。如果你永遠要得到『是』或『不是』的答案，那這樣的人生很簡單啊。但會不會太簡單了？」
只是，我們得要小心，帶著太重的目的性，可能不盡然是件好事。「我那天就跟一個年輕演員聊，他說在試戲了，但不確定會不會拿到。他說那個角色要演很多年齡段，他就開始思考：『我在什麼年齡，會有怎樣的體態、心境、故事。』」那場對話，何蔚庭鼓勵那位年輕演員：「就算最終沒有拿到那個角色，但你已經在這個過程，有了『表演』的思維。」
因此，論如何培養自己成為一個演員、創作者或具備說故事的能力？何蔚庭直言，「這個東西『培養』不來。談『培養』就覺得，是要去拿學分的，有個目的在，結果都不太好。」
他分享，幾年前看見一個講座標榜上完課的年輕導演就能帶作品入圍影展。「這個結果太清楚了！怎麼可能有『保證去影展』這個東西？反而應該是，因為你喜歡，所以不管能不能進影展、有沒有拿到那個角色，你也不在意。你就是因為喜歡表演，才願意去思考」
因為熱愛，因為在意，在人生的這場長跑裡，才能忘懷得失，專注地跑下去。
馬來西亞出生，大學時離鄉到紐約學電影，2001 年落地台灣，一待就超過十八年。身為一個總是離去、留下背影的人，何蔚庭也曾覺得到哪都沒有歸屬感。
在紐約時，他養成了走路的習慣；來到台北，他找到熟悉的生活方式，他不開車，每天走路、搭捷運。台北有很多小巷、騎樓，走在路上會聽到很多聲音：呼嘯而過的機車、便利商店的叮咚聲、補習班小朋友下課的嬉鬧聲⋯⋯「這讓台北有一種生命力，可是現在，我覺得台北有點安靜。」
漂泊的人，在這樣的台北扎了根，何蔚庭說，「心在哪，家就在哪。」也因生根台灣，他成為台灣電影圈的一份子，始終把自己看作一個說故事、創作的人，並沒有想透過自己的力量影響產業，他說，自己能做的就是多用新人。
「就像，我的編劇是第一次寫長篇劇本，我的剪接師原先是助理，被我提拔上來。我的服裝師，不是業界的服裝師。這次《青春弒戀》的李沐也是第一次演長片，而且是女主角。我幾乎每一次拍片都會用一些新人。」
他因而談起拍手 Clappin ，「《青春弒戀》的背景演員是從拍手的新演員裡去找，那時拍手就在推這個東西（演員資料庫、啟用新演員），現在也做得越來越好。」當站在一個相對有權力和影響力的位置上，何蔚庭不忘拎上剛在影視產業起跑的新人們，「因為他們不是不好，有時候缺的只是一個機會、一些人脈。」
如果人生裡，你曾為某事動心，他說，「就勇敢一點囉！因為慾望來了！」接著笑說，自己現在這樣焦頭爛額，就是因為控制不住慾望、對一件事的執著，但他很開心，這輩子會少些遺憾。
「很多人會說，好好工作存錢，退休了再好好旅遊。可是不就是要邊活邊花嗎？等老了沒力氣怎麼花？或是，為了背房貸，只為了追求社會認可的成就；如果人一生的成就只取決於有沒有買房，那我讀大學，拿了一堆獎要幹嘛？」
「唉，我常常不懂這些事情啦。」何蔚庭笑稱，自己是傳統家族裡的「黑羊」，家人不曉得怎麼跟他對話，也控制不了他，他拍的東西，家人也不太看。在資本社會的傳統價值觀中，何蔚庭沒房沒車，卻在電影敘事與人生的各種可能裡，勇敢地走出一條孤獨卻快樂的路。
採訪、撰稿：吳孟倫
編輯：呂嘉薰
攝影：楊雅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