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記者 16 年，曾第一線參與 SARS 風暴，踏過許多災難現場，知名編劇鄭心媚打從國中便認定了要當記者。不同於深耕某一領域的記者，她在報社、雜誌社都待過，跑過社會、政治、財經、醫藥等路線新聞，鄭心媚不停轉換守備範疇，只因「人生很長，還想去試試看別的。」
鄭心媚是那麼不安現狀，加上媒體現況愈來愈不健康，她毅然決然離開媒體，展開編劇生涯，從記錄故事的人變成說故事的人。她書寫台灣現況，也淘選台灣過往，於是我們才能看見《燦爛時光》、《奇蹟的女兒》等佳作，重新認識這片土地。
凡事皆一體兩面，她的勇於改變、脫離舒適圈，必然為她帶來多元經驗，相對的，也讓她歷經職業轉換的陣痛期，從觀察的眼光以至書寫角度，都是截然不同的學習。
對鄭心媚來說，寫劇本是很順水推舟的，大概是上天眷顧她對媒體的多年付出，就在她的心稍有動搖之際，身邊剛好出現認識的導演引薦，自此迎上改變生命軌跡的轉捩點。
「以前會覺得，寫新聞可以改變社會、改變世界，但因為新聞造成的改變其實很少。」尤其，資訊愈來愈多、流動愈來愈快，誰還會記得上週發生的新聞？她繼續說，「但戲劇不一樣，它可能不是立即性的，卻會在觀眾心裡潛移默化發生影響，並產生認同。」對記者工作懷抱憧憬的人，常是理想主義、甚至有些英雄主義的，總想為社會貢獻些什麼，但鄭心媚一番話，很明顯道出她的落寞。
該慶幸的是，很多人的世界觀、價值觀是從影視作品建構而來，為這群熱血份子闢了個出口。舉例來說，有部講述英國皇室故事的影集 《王冠》，英國就曾調查民眾認為真正的英國皇室是什麼樣子，許多人回答的正是《王冠》裡的模樣。可見，儘管史實不完全是這樣，人們還是會相信影視。戲劇能影響人心，這與鄭心媚想當記者的初衷不謀而合。
不過，從記者轉戰編劇，鄭心媚坦言也曾經歷困難的調適期。十幾年的文字記者資歷，耕耘了許多動人、精闢的作品，但不可諱言，她對於影像思考、「影像感」的掌握力偏低，例如該用什麼情境去呈現角色的「失落」，讓她起初花了很多力氣在構築畫面和文字的連貫。但鄭心媚也表示，這個學習相對來說很具體，可以看書、與導演討論累積經驗，最困難的在於記者與編劇在看故事或人物，其實是兩種不同的立場、眼光。
記者講究中立客觀，要用有距離或半抽離的角度看世界，「就像壁虎，靜靜待在角落去觀察所有人的變化。」進一步記錄發生的事，如實與人分享。可編劇就不同了，得要完全投入角色人物的靈魂，甚至變成各種人物，用他的心情、經歷、想法及個性去反應、去繼續發展劇情。
少去「客觀距離」這層保護，編劇必須完全釋放自己的情感，去感受角色所感受，堪謂十分赤裸的挑戰。但深厚的記者訓練也為鄭心媚帶來難以取代的優勢，田野調查能力就是一個。田調之於記者算是基本功，之於編劇，卻沒那麼簡單。
「我做田調非常容易，一通電話就可以找到關鍵人物。」多年經營的成果，讓她有穩固的人脈與管道，能找到掏心掏肺又可靠的資訊來源，迅速執行海量的資訊耙梳和整理，這些都是她寶貴的資產，也是後來寫故事的素材庫。
這正是鄭心媚給有意進入編劇領域的年輕人的建議：「生活經驗很重要，再來就是田調能力。」缺乏田調能力，既無法充分了解角色背景，寫檢察官不像檢察官、警察不像警察，角色會顯得空泛，就難以取得觀眾認同。
除了田調、找對人，如何用一、兩個問題有效率地直搗核心，把受訪者的個性、價值觀勾勒出來，也很重要，這樣扎實的功力來自以往擔任人物專訪記者的實戰經驗。從執行人物採訪訓練對人的觀察及理解，對編劇創作非常有幫助，「因為戲劇就是人的故事。」鄭心媚一派從容。永遠別疏於對人感興趣，去理解人、觀察人。簡單來說，去當個心理學家吧！勇敢拆解人物的表象，直到你感覺觸碰到他們的內心。
對鄭心媚來說，好編劇還須具備一個能力：耐得住寂寞。
編劇的工作聽起來浪漫，好像一直在編織幻想，但實情就是一個人孤單在家埋頭苦幹。「不像當記者時，每天會遇到不同的人和刺激。當你真正投入寫劇本，根本無法有太多社交活動，思緒會被打斷。」儘管如此，你還是要對這個世界保持好奇，不能宅到不問世事，如此才會有動力不斷去看各種題材、事件及人物。
問鄭心媚都是如何構思角色？她的方法緩慢卻扎實。那就是從角色的出身背景、人生中發生的事件出發，這些事件可大可小，重點是對這個人物的養成都有影響力。
「我曾採訪過一個小兒麻痺的總經理，他從小到大不曾自卑，直到某天有群小朋友恥笑他跛腳，這時有位媽媽出來制止說：『你們不要這樣，他跛腳已經很可憐了！』，這才是真正傷害到他的地方，這件小事對他影響深遠。」她透過這個例子說明，人是由許多小細節建構起來的，這些細節會讓人物更立體且獨特，也是多年來人物專訪經驗帶給她的體悟。
另一個塑造角色的關鍵則是創造衝突，不停的衝突。「我自己在看戲的時候，會分析自己為什麼受某部戲吸引，舉例來說，我不喜歡現在很多有刻板女性角色的戲劇，像是媽媽就要犧牲付出，但我覺得媽媽也有夢想。」她不想複製刻板觀念，這反映了鄭心媚樂於接受改變，不安現狀的冒險性格也再次探頭。
從《媽媽不見了》到新作《奇蹟的女兒》，鄭心媚刻畫了許多迷人的女性角色，她們與當時的社會衝突、與傳統價值衝突，留下許多省思空間，讓人印象深刻。
話題來到改編《奇蹟的女兒》的契機，談到台灣作家，鄭心媚宛如為千里馬心疼的伯樂，大力向我們介紹了許多台灣作家。「我開始找台灣作家時，才發現我對台灣作家很陌生，這件事讓我很難過。」你能隨口說出幾位台灣作家？可能多少聽過吳濁流、呂赫若等，但少人真的理解過他們的作品。
難過同時帶出憤怒。在威權時代的台灣社會，政治扼殺文學，許多才氣洋溢的台灣作家被埋沒在時代。鄭心媚提起作家楊青矗，《奇蹟的女兒》即是改編他的作品《工廠女兒圈》，講述台灣社會經濟起飛的背景下，一群隱身於繁華工廠的女工的處境及生活。楊青矗以類似報導文學的寫作手法打動記者出身的鄭心媚，「他的作品非常犀利，戳破許多社會假象，我很驚訝在那個時代會有這樣的作品。」楊青矗為了紀錄當時工廠的故事，隱身工廠工作多年，也為了更清楚工廠生態四處兼差，「可惜他始終沒有被台灣好好重視，他當時寫工人時就被警總約談，文章原本要登在聯合報，也被撤下。」只能輕嘆，被時代掩蓋的才人不勝枚舉，好險有人替我們挖掘、再現這些蹤跡。
有時代價值的內容，會被認為是好故事，還有什麼樣的特質，算是一個好故事呢？
「故事沒有好不好，只有能不能感動人，到人家的心裡。很多人覺得影視是娛樂，但我覺得不只這樣，如果影視作品可以讓觀眾在休閒時得到刺激、不同觀點、打開不同視野，是非常重要的。」
言簡意賅，她直指影視作品的核心意義與影視工作者的目標。
會不會擔心沈重的故事，無法得到觀眾熱烈回應？「導演比較擔心，我寫完東西後就不會再想了，當記者時也是這樣。寫的時候我會確定正確無誤，或至少確認錄音檔都有好好保存。當編劇時，將劇本修到最好，交付後就由他人評價。」盡人事後便聽天命，鄭心媚率性答道。
剛端出《奇蹟的女兒》，鄭心媚已等不及去發掘更多故事，因為台灣有太多題材該做，就算從古至今，影視創作都會受困於政經局勢，想說的不能說，或很多作品本質不夠紮實、輕描淡寫，訴求在地卻充滿可替換性，例如將故事背景從台灣置換成任何一個城市都合理，她還是不停在反思，這樣的狀況是創作者樂見的嗎？這是屬於台灣的故事嗎？還要繼續這樣嗎？
市場考量很現實，大眾回應很直接，但鄭心媚與導演鄭文堂同屬「與理想站在一起」的類型。「如果作品不是從生活經驗、成長土地中長出來的話，我不知道要寫什麼。」就像席捲全球的漫威漫畫、日本的動漫產業等，再怎樣科幻，仍舊與美國、日本社會文化緊緊相扣。
鄭心媚難免碰到軟釘子，常聽到諸如「妳拍拍紀錄片就好！不會有人感興趣的。」等「勸告」。但冷水並沒有潑熄鄭心媚的滿腔熱血，她持續嘗試，期盼遇到願意聽和一起做的夥伴，「中國市場並不是唯一考量，首先得先要讓台灣自己的市場支持你的作品，才能談及推向海外。」
記者，或說筆耕者，多少有點浪漫，總想藉字裡行間散播些影響力，為社會盡一點點貢獻，是的，一點點也好。現在的鄭心媚，記者魂未滅，躁動、不安於室、不安於現況的個性也沒變，還是懷抱國中立志做記者的熱情，透過文字力量，加上影像的渲染，把這片土地發生過的故事更廣遠地傳出去，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儘管她自認對事物容易感到煩膩，但創作劇本這檔事，鄭心媚還在火頭上，燒得旺得很，可以鑽研過往、可以面對不堪，只是頭銜和媒介不同罷了。問她何苦這樣？我想，那是一種對社會無上限的關愛吧。
採訪、編輯：薰鮭魚
撰稿：Lika Deng
攝影：楊雅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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