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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7

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從《返校》看影視中的宮廟文化與政治描繪

近期台灣影視圈重新吹起一股「本土風」,《神算》以公視學生影展之姿,拿下2014台北電影節最佳短片,之後更從原本的半小時擴展成6集、每集一小時的影集《通靈少女》,同時在亞洲23個國家上映,不但是HBO首次與台灣影視圈合作的作品,在國內,平均4.40的收視率也打破公視自家戲劇類節目的收視紀錄。

《通靈少女》從半小時短片,擴展成6集影集,打破公視自家戲劇類節目的收視紀錄

《神算》和《通靈少女》以一個具有通靈體質的少女為主角,成功融合了青春成長故事及台灣本土宮廟文化。

但這並不是台灣第一個使用靈異元素的影視作品。1998年上映,斥資4000萬製作的《魔法阿嬤》,集結為迪士尼代工的台灣動畫技術人才,富有鄉土味與人情味的劇情,打破「動畫是給小朋友看」的觀念。然而,當年金馬獎的最佳動畫獎項卻以「從缺」告終,原因是評審認為《魔法阿嬤》描述的是「怪力亂神」,可能助長更多宋七力出現。

從大街小巷的懷舊小物到《通靈少女》,本土信仰不僅撐過了被打壓的時期,甚至成為「文創」的超夯主題。包括去年1月13日發行(那麼剛好就是先總統蔣經國的忌日),以1960年代戒嚴時期為背景的電玩《返校》,關卡中也融合布袋戲、城隍廟、擲茭、符咒、魍魎等台灣道教元素,隨著遊戲進行,《返校》揭露的是一則關於黨國教育、高中師生戀、禁書讀書會及告密的故事,劇情編排詭譎又縝密,就像在讀一本推理小說,玩家在遊戲過程中不斷尋找真相。

《返校》以1960年代戒嚴時期為背景,融合台灣道教元素,劇情編排詭譎又縝密

《返校》開賣當月不但立刻站上遊戲平台Steam台灣區銷售冠軍,98%的好評也讓遊戲一度衝上全球銷售前三名,來自國外的玩家更佔了總銷售量將近一半。挾著這股氣勢,公視及李烈為首的影一製作分別談下電視影集和電影的改編權,原創團隊也將加入創作。

然而,在6月22日電影版的記者會上,李烈除了感謝赤燭團隊,也強調「《返校》本身是一款以『人』為出發點的故事,」但一句「不希望在政治方面有太多著墨」引發眾多討論。

李烈在記者會上表示《返校》是以「人」為出發點的故事,不希望在政治方面有太多著墨

《返校》或許是台灣第一部改編成電影和影集的電玩遊戲,但絕對不是第一部觸及政治題材與白色恐怖時期的影視作品。

由楊德昌執導,1991年上映,獲得東京影展評審團大獎的4小時長片《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同樣以1960白色恐怖時期為背景,描寫國民政府遷台後真實發生過的的社會事件。而更早在1989年(當時解嚴才兩年),侯孝賢就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完成《悲情城市》,禁忌的話題挑動當時尚未完全民主化的台灣政治神經。但或許因為在台上映前一個月,該片拿下當年威尼斯影展的最大獎金獅獎,成為台灣第一部在世界三大影展中奪魁的作品,《悲情城市》上映時並無遭到官方剪片或禁演。十年後,1999年林正盛的《天馬茶房》在加拿大多倫多影展上映,不同於侯孝賢將視角拉離事發現場,林正盛將虛構的愛情故事放回二二八事件的最初場景,直接呈現當年省籍情結和軍民衝突。

從1998年的《魔法阿嬤》、1999年的《天馬茶房》,到今天也將近再一個十年了。《神算》的獲獎和《通靈少女》受到的歡迎,多少說明宮廟文化已不再被視為「政治不正確」下的「怪力亂神」。而李烈在《返校》電影版的記者會上也表示,她一直希望「商業裡保有內涵,保有文化的特性。」並肯定赤燭團隊將台灣文化融合進遊戲的成就,但為何「文化內涵」碰觸到政治題材就退卻了呢?或說,為何文化內涵與政治是不相容,甚至可能互斥呢?

李烈的發言所碰觸到的其實是:「藝術能否獨立於政治外/與政治無關」這個(不太新的)主題。我們可能多少都聽過「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這句話,或是也可將「藝術」置換成任何其他領域,例如:電影歸電影、政治歸政治;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媒體歸媒體、政治歸......咦?是不是覺得越來越奇怪呢?

文化藝術面對的是「價值的認定」。例如草東沒有派對認為透過音樂表達壓抑是有價值的,而金曲獎的評審認同了

不可否認,部分人對於文化藝術的想像與認知是:看個小說、聽個音樂、唱歌跳舞、周末去藝術市集逛逛、買個手作小物等,但這僅止於將文化藝術作為生活的一種「妝點」。

在藝術領域,無論創作者或觀眾,我們在文化藝術領域一再面對的是「價值的認定」。例如:梵谷認為,用扭曲的線條表達他對世界的觀察,是有價值的,與他同時代人們可不這麼認為,但後世的人認同了。莫內認為描繪乾草堆不同時間的光影變化,是有價值的,同時代的人和後世的人大致都認同了。另一個例子:堪稱今年金曲獎最大贏家的樂團草東沒有派對認為透過音樂表達壓抑(如果我們很粗魯地暫時下這個結論)是有價值的,今年金曲獎的評審認同了。五月天認為用音樂表達對人生無奈卻樂觀的態度是有價值的,5年前的金曲獎的評審認同了。非常簡略地說,這些是「價值的認定」,這些就是藝術,而且沒有甚麼比這個更政治了。

當電影與戲劇面對的是人,就無法迴避他身處的環境,如果今天《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小四不是生在戒嚴時期,他的爸爸也不會以「證人」的身分被秘密警察帶走

在電影與戲劇領域,(如同李烈說的)我們所面對的是「人」,面對人,就無法迴避這個人的性別、年齡,他/她所處的環境(家庭、學校、公司等)和時代背景,即便他是個幻想世界中的角色。

這也是任何演員在扮演角色時會遇到的第一道功課:現在我要成為的那個「人」到底是誰?他/她會怎麼思考?怎麼行動?對身邊不同人的言行與態度是甚麼?這些問題,沒辦法不去考量角色的時代背景而回答。特別當《返校》的時代背景是一個那麼特別的時代。如果《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小四不是生在戒嚴時期,他不可能與省籍少年幫派沾上關係,他的爸爸也不會以「證人」的身分被秘密警察帶走。如同報橘報導的標題:白色恐怖時代不談政治要談甚麼?

《返校》記者會公布了男女主角海選辦法,到時候這些年輕演員,到底要對時代背景有多了解,才能夠成功說服觀眾呢?

回到當天記者會現場,也同時公布海選男女主角演員的辦法,希望由符合原本腳色設定的「16~20歲」年輕素人演員扮演。這些年輕演員,到底要對台灣本土時代背景多了解,才能成功說服觀眾他們就是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呢?而他們能夠給出「不著墨於政治」的表演嗎?這些問題,都值得身在影視產業的我們不斷思考、觀察,當時機來臨,表達出自己的「價值認定」,這是政治,也是藝術。

撰稿:羅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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